《度支新则》的颁布与“清丈田亩”的试探性失利，让姜淮更清晰地认识到帝国积弊的深度与改革的艰难。

他明白，在缺乏足够政治力量和广泛共识的情况下，正面强攻核心利益壁垒，无异于以卵击石。

他决定调整策略，采取一种更为迂回、也更注重实效的“外围突破，由易到难”的路径。

姜淮将目光投向了地方官吏巧立名目、盘剥百姓的又一重要手段，“火耗”。官府征收散碎银两，需熔铸成标准官银，在此过程中的损耗称为“火耗”。

地方官往往借此名义，大幅加征，远超实际损耗，中饱私囊，百姓苦不堪言，也侵蚀了国家正税。

他选择了一个自己曾成功赈灾、对其官场生态有所了解的府州作为试点。

他没有强行下令禁止，而是联合都察院，首先在该地大力清查、严惩了几个借“火耗”之名横征暴敛的典型贪官，立威于前。

随后，他奏请皇帝批准，在该地试行“火耗归公”改革：

核定标准：根据实际熔铸工艺和运输成本，科学核定一个远低于以往滥征水平的“火耗”附加率，并张榜公布，使征收标准透明化。

统一征收：附加的银两随正税一并上交府库，纳入朝廷监管，不得由州县官员私自截留。

补贴公费：将归公后的“火耗”银，部分用于弥补地方公务开支的不足，部分作为官员的“养廉银”，以试图从根源上减少官吏贪墨的借口。

此举触及了地方官员的灰色收入，阻力不小。但在姜淮的强力推动和严密监督下，试点地区的改革艰难地推行了下去。

结果，百姓的实际负担有所减轻，而国库收入因正税和规范后的“火耗”银入库，反而略有增加。

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试点，却为后来更大范围的“养廉银”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。

在整顿税收的同时，姜淮也在苦苦思索如何从技术层面提升财政管理的效率和透明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