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他们眼中是个孤僻的孩子，但我实在无意伪装合群，跟他人打成一片。

跟对自己没好处的家伙厮混，有何意义？

至少，我身边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能勾起我兴趣、牵动我情绪的人。我只在乎他们跟我有什么利害关系，他们会不会影响我的生存权利而已。

我第一段人生的头十年就是在这所孤儿院度过。我不是在十岁时离开孤儿院，而是孤儿院离开了我。

它被一场火烧掉了。

大概是我在公园被搭讪后数天的事吧。那天半夜我莫名其妙地从睡梦中惊醒，心里涌出一股无法压抑的不安感，驱使我违反门禁，偷偷窜到外面。我在公园大树下躺了半晚，结果清晨回去时却看到一片颓垣败瓦，以及一具具从废墟抬出来的尸体。当时我在现场听说起火原因有些可疑，五天后纵火的犯人便被警察抓到，那家伙刚刚出狱不到一个月。据说他出狱后光顾一间餐厅时因为衣衫不整被拒于门外，于是存心报复——孤儿院的赞助者便是那间餐厅的东主。

我知道事实后没有半分惊讶，反而觉得心安理得。这世界就是如此荒谬不合理，这才是常态，是现实的本质。我没有为丧命的老师和同伴流下半滴眼泪，我们都是只是过客，活着只是处理麻烦的过程。好人、坏人，善人、恶人，殊途同归，统统躲不过同一个终点。

之后我辗转在不同的院舍生活，见识过很多恶意、贪婪、野心、欲望与谎言，渐渐适应这社会的生存法则，也让我愈来愈觉得世事可笑。文明、制度、信仰、阶级，诸如此类都不过是人类为了自我利益创造出来的冠冕堂皇的借口，现实就是一个垃圾堆，而世人在里面打滚，明明活在地狱却硬拗自己活在天国。这不是十分可笑吗？

在模糊杂乱的记忆中，我小时候常去的那个公园里，某个小丑打扮的男人不时现身逗孩子玩耍。他的表演十分无聊，唯独他用气球扭出的种种动物紧紧抓住我的视线。我不了解那是什么原因，也许它们表现了我对生命的看法——所有事物本质上都是相同的，任你扭曲、变化成不同的模样，骨子里都是一样的一条长气球。而且最可笑的是它们都同样脆弱，轻轻一刺，有形的事物便在刹那间消失，只剩下一片小小的、不起眼的橡皮残骸。

终有一天我也会变成那种残骸，但在那天来临之前，就让我继续披着一般人的外皮，嘲笑这个世界吧。

“咔。”

葛警官住所车库电闸门打开的声音让我从沉思中惊醒过来。早上八点，葛幸一警官开车上班，接下来一个多小时也没有动静，只见到他妻子接过快递送来的邮件。到晚上九点葛警官回家，葛蔚晴也没有现身，只有偶尔从屋内传出的钢琴声。首天的监视，可说是一无所获。

我发现我低估了这委托的难度。葛蔚晴是个钢琴家，她不用上班，没有外出规律。我盯梢的头三天她只离家一次，而且她是开车到市中心的音乐厅跟乐团总监见面，大概是商谈表演细节，会面后直接开车回家，我没有半刻接近的机会。其余时间她都留在家里，要神不知鬼不觉地解决这种深居简出的目标可说是相当棘手。

我翻查了她的公开表演行程，她未来两个月都没有活动，最近的一次在三个月后。我相信随着表演日期临近，为了跟乐团排练她离家外出会愈来愈频繁，但假如她仍是开车“点对点”地来往住宅与演练会场，那我也没有什么可以下手的时机。而且，在我研究她的背景资料时，发现了最最最麻烦的一个关键。

在某杂志的访问里，她透露自己有轻微的强迫行为——为了保护手指，她在日常生活中无时无刻不戴着手套。乐评家称葛蔚晴拥有纤细而灵巧的弹奏技巧，她在访谈里却苦笑说自己粗心大意，连翻书也很容易被纸边割伤，因为小时候一次手指割伤影响比赛表现的阴影，她立志当钢琴家后就老戴着手套，只有练习和表演时才脱下。

这叫我十分头痛。